在面对“杭州六小龙”这样的南方新兴经济浪潮时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:“北方经济要起来，得先解决酒桌和鱼头问题。”还有广东人揶揄:“广东慢慢的开始北方化，吃鱼快要论鱼头朝向了。”
这虽然只是个梗，却激起了几种迥然不同的激烈反应:有的人哈哈大笑之余强烈赞同，认为切中时弊;有的人倒也认为北方经济确实有问题，但酒桌和鱼头不过是细枝末节，谈这个不免偏离了重点;还有的人则相当愤怒，抨击这是变着法子黑北方，南北经济本来就各有所长，北方也在做实事，为什么就看不到?
这一波的反思热，之所以集中吐槽酒桌和鱼头，当然并非是因为北方经济的问题只在这里，而是因为由此以小见大，折射出北方社会的某些症结，正是这看似具体而微但无处不在的小问题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经济活动。
酒桌文化礼仪之繁琐，常常连北方人自己也搞不明白，这并不只是喝酒吃饭，而意味着当地对尊卑位次的秩序极为敏感，并为每个宾客都规定好了一套一定要遵守且不得逾越的规范。“鱼头朝向”问题是相同，这之所以重要，当然是因为鱼头得对准尊客，那都是“有讲究”的。
问题是，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心思都花在这些上面，那势必会产生一种对秩序的偏好，导向对权威的尊崇，而不鼓励颠覆创新——还“打破规则”？你连主陪、副陪都不敢坐错！
既然尊崇权威，那这地方多多少少是“听市长，不听市场”的。去年8月，河北唐山一家医疗科技公司被山东成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2558万元，在流传出来的一段录音中，该局执法人员竟公然宣称：“扶持一个企业我没本事，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。”所以才有这样一个梗：“浙江一心搞企业，山东一心搞企业。”——都是“搞”，涵义大不相同。
可想而知，接受了这一套价值观的人，会更适应体制内那种井然有序的等级体系，所以有山东人自嘲，杭州有科创企业六小龙，山东也有自己的“七小龙”：考公、考编、磕头、主陪、副陪、鱼头宴、仅退款。久而久之，相应的话语、官腔都会不自觉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，有个段子说，在山东吃酸菜鱼，碰巧那家店上菜特别慢，焦急等待中只听隔壁桌传来一声怒吼：“这道菜怎么还没有落实好？！”
本来，注重这些礼节也没错，但过分在意繁琐的，难免就会重面子、轻里子。甘肃的人均GDP在全国各省当中垫底，但哪怕是当地民企，也存在严重的好面子情况。
东南沿海的民企，亿元销售额以下的往往只是家庭工厂，大多都在简陋的铁皮工棚里生产，再大一些才租厂房，成本怎么低就怎么来，把投资主要用在流动资产方面，拓展销售成为重要支出。广州有个做电脑机箱的老板，雇70多人，最主要的设备就是压模机，把铁皮切割后放在模具上一压一个机箱就成型了，再喷漆包装就出厂，一个机箱就挣3元，2013年就做到了每天出厂9000个，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电脑机箱制造商。然而他一直都在村建的铁皮工棚里生产、办公，开的车也一般，根本不在意什么面子、形象，更别提给当地政府挣面子了，闷声发大财。
然而甘肃的民企，上千万销售额就觉得很大，基本就要买地建厂房，建办公楼，投资大部分在固定资产上，巨大的办公室，看上去很气派。流动资金再四处找银行借贷，负债率很高，市场范围不大而运营成本很高。其结果，没有几个是存在竞争力的。
这也不只是企业经营者的意识，因为甘肃省的各有关部门要求规范化经营，不准像南方一样弄简单的生产线，政府让你搞好了才能生产，否则企业开不了业。有了解当地情况的朋友感叹，甘肃的地方政府“也是好面子”，因为“有大厂房，有气派的办公楼，形象好，好带上级领导参观，表明了自己治理有方。当然，在甘肃，没有高大气派的厂房，没豪华办公室，没有豪车，谁也瞧不起，社会上办事也难。”
对权力等级敏感、满口官腔，难免带来的一个结果，就是放不下架子。甘肃某县到广州招商，需要招蔬菜深加工项目，本来县委书记要来，广东的甘肃商会就约了一家供港蔬菜公司的董事长座谈，那家公司每年从山东进蔬菜20多亿元，从宁夏也要输入数千万元，合作前景不错。结果县委书记没有来，由该县一位常委兼武装部长带队，对方公司就让总经理接待。席间总经理赞许该县韭菜很好吃，公司也有意在当地建造蔬菜深加工工厂。本来商会安排了午宴，能更加进一步交流，然而，这位县武装部长却因公司董事长没出席，觉得对方不重视，心底不快，到会议结束时起身就走，将那位总经理晾在一边，商会也十分尴尬，会谈无果而终。
可想而知，官员们放不下架子，很自然地就会“以我为主”，很难降贵纡尊，对企业有什么“服务精神”，你投资太少他还看不上。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事：北方某县级开发区要建一个化工园区，但是省里审批的前置条件是先有一个10亿级的项目意向落地，这完全是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的拍脑袋；还有企业想投资湖南，觉得其业务和当地有很多场景合作的机会，本来前面都铺垫好了，结果地方领导出席时来了一句“好像不是很合适”，这事就黄了。
有位多年来协助各地招商引资的经济学者感叹：“我遇到过西南的招商队伍，嫌接待方档次低的，这种属于超出我的认知，我还以为现在的领导已经不在乎吃饭了，敝司真的已经接待过不止一波吃快餐盒的领导了，现在的领导搞招商，哪还关心吃饭档次？——当然，仅限于长三角珠三角。”
2007年调任贵州省长后，曾被问起是否考虑去珠三角和香港拓展招商引资，他回答：“我在广州任职十年（市长+书记），但我从来就没去香港招商。”为什么呢？他说：“现在有些招商活动的表演成分太重，相当一部分协议是事先准备好后去签，然后大肆宣传签了多少多少钱。”但在他看来，政府真正应该做的，首先是把环境搞好，包括交通等硬环境和提供良好服务等软环境，其次是培养已进驻投资的企业，树立样板和典型，放水养鱼，这才能让企业安心发展。
近些年来，南北差距的拉大已经不止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这其中真正的关键，还不在于发展速度的一时快慢，而在于北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有点跟不上杭州、深圳这些南方发达城市的节奏。
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，南方城市想尽办法抢占产业链中下游的位置，北方城市却陷入对投资的路径依赖，多数停留在产业链上游、供应原材料的位置。尤其是2008年以来，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、欧债危机的发酵，以煤炭、钢坯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进入了下行周期，依赖传统资源和重工业的北方经济模式遭受重挫，加上东北、内蒙古、山西等省份的产业体系均比较单一，转型艰难，许多人才纷纷“孔雀东南飞”。
山东是北方经济最强省份，但也是传统企业为主，这么多年来的金融、互联网和高新企业等大潮都没有踩到点上。互联网科技博主卢诗翰对此有一段分析：“真正的原因，其实是版本变了，而且变的极快。山东的保守和传统，让其在制造业版本拥有更多具备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工人。但保守和传统的特点，也注定了一旦面临版本变化期，会陷入一定被动。二十年前制造业版本，山东企业战绩可查，其实非常给力啊，电视机电冰箱行业的吃鸡大赛都笑到最后。然后现在AI时代来了，你说杭州六小龙，MVP，山东战绩不佳，因为鱼头酒，那人家是不认的啊。我大山东要打的就是正面团，大江大河硬桥硬马大工业那种，真男人就来玩制造业。你给我整个无人机云计算，版本不适合我有什么办法？一个地区的命运啊，固然要靠自己的努力，但也要考虑时代的进程。”
这话固然不无道理，但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要向前发展，就不能逆潮流而动，产业转型尽管痛苦，却是必由之路。然而北方不少地区的问题就在于：在遭遇转型期的挫折时，上上下下不是去推动变革，而是转身去拥抱稳定。
本来，北方的官本位思想、计划经济遗留就更重。从2021年公积金缴存情况去看，职工体制内占比最低的十个省份，除了北京、天津这两个直辖市比较特殊之外，其余八个全部都是南方省份。当然，一些南方省份的体制内人员占比也和北方省份不相上下，体制外活力最强的其实就等于广东、江苏、浙江三省，体制内人员占比仅25%左右，山东虽然经常因酒桌文化被吐槽，但其实它的体制内人员占比也就51%，而像山西这样的省份竟高达78%。
这当然会对当地的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一位在上海金融圈多年的山东人感慨，圈内听到的都是诸如“健康发达的商业环境会主动追求更合理的制度”，但回到老家，听到的却都是：“还是吃公家饭好啊，风不打着，雨不淋着，疫情来了也不影响发工资。”很多人们之所以迷恋编制，当然是因为明显能感到在风险面前更有安全感，而像济南这样的城市原本科创等新兴企业就不多，人们的就业选择有限，想来想去，那就最好还是去考编吧。
现在“杭州六小龙”的崛起，对正处于新旧产能转型的山东来说，也是一次触动和反思的机会。然而，虽然济南和青岛也在追问、对标，但与此同时，山东各大官媒日前又都在转发一篇《有一种现象，叫山东黑子》，强调山东只不过行业比较传统，但“山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四十一个工业大类的省份”，“或许山东的步子小了点，但更稳健；山东的速度慢了些，但更踏实。山东人看上去笨拙了一点，其实是骨子里的温良恭俭让”。
像这样的自我辩护，或许能让自己心里好受点，但其实说到底是一种自我麻痹，因为那意思是：“我做得也不差，也有优点，所以不需要改变。”他绝对没意识到，正是这种固步自封的思维，导致本地在转型的过程中慢一拍，错失了机会。
经济学者任泽平团队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后，得出结论：南北差距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。北方这些年之所以被逐渐拉开差距，表面上是“步子快慢”的问题，但往里一层来看，是当地社会的价值观偏好安稳的非经济性岗位、抵触创新变革，特别是官本位、一言堂、缺乏服务精神、注重、好面子而不重实干、行政效率低下、营商环境较差，非公有制企业缺乏活力，年轻人难有自我实现的机会。
这当然不是酒桌和鱼头问题解决之后就能一扫而空的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：假如没有这样的反思，看见现有的弊病，那更难期望当地有变革的可能。北方当然也可以搞好经济，因为那原本就不是地理的问题，而取决于人的思维和价值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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